说谎的艺术

作者 | Theodor Schaarschmidt

翻译 | 严佳静

审校 | 酷炫脑

编辑 | Mandy

太长不看版：

1）说谎是人类大脑可以完成的最复杂和最严苛的一项活动。儿童需要学会如何说谎；有某些大脑额叶受损伤的人可能无法说谎；

2）前额皮质的电刺激似乎可以提高我们的说谎水平。这个大脑区域或许负责决定我们是否说谎或不说谎；

3）大多数人难以识别虚假的陈述，有一些测谎仪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不能做到完美。研究人员正在尝试用脑成像的方法来辨别谎言与真相。前额叶皮质中激烈的神经活动可能是我们在决定说谎与否过程的一个指标，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正在谎言。

有一位 51 岁的先生，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烦恼，每次当他尝试说谎时，他就会昏迷过去并且伴随着抽搐，所以我们都称他为“皮诺曹先生” 。我们都知道，那个虚构的人偶皮诺曹每次一说谎，他的鼻子就会变长。而这位 51 岁的“皮诺曹先生”也有类似的烦恼，那就是无法撒谎。对于这位患者来说，这种后果很现实也很残酷，因为这位“皮诺曹先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名高级官员（自从被欧盟取代后），因为这个病状，他的谈判对手可以立即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是否在说谎。也就是说，这种罕见的癫痫症状，不仅很危险，而且对他的职业生涯也很不利。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院的医生后来发现问题的根源是一个大小与核桃相当的肿瘤，这个肿瘤的存在可能增加了与情绪相关的大脑区域的活跃性。当“皮诺曹先生”撒谎时，大脑中负责情绪的杏仁核变得格外活跃，导致他的癫痫发作。一旦肿瘤被移除，这种情况就会停止，那么“皮诺曹先生”也可以继续他的事业了。 1993 年描述此案例的医生称这种情况为“皮诺曹综合症”。“皮诺曹先生”的案例表明，即使大脑结构的一点点小变化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也表明，撒谎是人类行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我们将会遇到很多麻烦。

当人们总是说出毫不修饰的真相，比如说那些帕金森患者或者大脑额叶受伤的患者很难说谎，他们总是会被认为是笨拙的，甚至有时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于礼貌，我们总是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比如说“你做的馅饼真的很好吃！”（可能这个馅饼很糟糕）。“没有，奶奶，你没有打扰到我。”（其实她打扰到你了）。一点点的谎言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人际交往遇到的问题，而且这种谎言并不会带来持久的伤害。

对于谎言这个主题，研究人员有很多问题想要去探寻。比如说，谎言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吗？儿童通常什么时候开始说谎？比起说出真相，我们需要用上更多的脑力活动来说谎吗？大多数人是否擅长识别谎言？我们识别谎言的能力是否比测谎仪还要强？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科学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他们发现说谎这一行为对幼儿来说表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的认知能力。

说谎还是不说谎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谎言是有必要的。几代的思想家都反对谎言。十诫告诫我们说实话，摩西五经里明确提到：“你不能用虚假的证词来攻击你的邻居。”伊斯兰教和佛教也都谴责撒谎这种行为。对于 18 世纪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来说，谎言是“人性中激进的天生邪恶”，即使是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应该说谎。现如今，许多哲学家采取了更细微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德国哲学家 Bettina Stangneth 认为说谎应该是规则的一个例外，在她最后的分析中，她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生活的大多数方面，人们还是希望得知真相。在她的 2017 出版的《解谜谎言》（Deciphering Lies ) 一书中提出，在这么多说谎的原因中，其中一个原因是说谎可以帮助我们隐藏自己，可以躲避那些闯入我们舒适区的人。Stangneth 说，将儿童放到一个其他人可能对他们说谎而他们却不知情的世界是不明智的。

不仅人类会说谎，在高等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中，我们也观察到了各种各样说谎的行为。新皮质是一种种最新进化的大脑部分，它对说谎能力来说至关重要。2004 年，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伯恩 (Richard Byrne) 表示，这种新皮质的数量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各种灵长类动物的说谎能力。

儿童必须学会如何说谎

Nurturing a Child

小孩子喜欢编造故事，但他们通常在 4、5 岁左右才开始会撒第一个有目的性的谎言。在他们开始“骗子”生涯之前，孩子必须首先获得两种重要的认知技能。一个是道义推理：识别和理解社会规则的能力以及了解违反规则时会发生什么。例如，如果你承认你违反规则时，你会受到惩罚；而你如果撒谎，可能可以侥幸逃脱。另一个技能是心理理论：能够想象另一个人在想什么。比如，孩子应该意识到，如果母亲已经看到他把最后一个汉堡吃掉了，那么母亲就不会相信最后一个汉堡被狗叼走了这种谎言。

作为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步骤，孩子也需要认识到他们知道一些父母不知道的事情，这种能力通常要到 3-4 岁时才会获得。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  (Bella M. DePaulo) 在 2003 年进行了这样一项研究：实验参与者需要填写“谎言日记”，他们被要求平均每天要编造两个谎言。研究发现，编造谎言需要时间也需要练习才能变得熟练。2015 年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1000 多名 6 至 77 岁的实验参与者中，儿童最开始最难编造可信的谎言，但熟练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年龄在 18 到 29 岁之间的年轻人谎言编造得最好。大约 45 岁之后，人们开始慢慢丧失这种高超的技艺。在人的一生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倒 U 形曲线。

撒谎这一现象可以称为反应抑制——抑制一个人对某事物的初始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们在生气时可以做到用沉默这种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老板的要求，而不是冲着老板怒吼。类似欺骗这种监管过程是由新皮层来管理的，所以新皮层的成熟程度可能是说出完美谎言的首要条件。

对我们人类来说，说出真相远比说谎来得简单，因为说谎需要用上更多的认知资源。在说谎时，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真相；然后我们要编造出一个貌似真实的谎言，它不可以和可观察的事实相矛盾。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压抑住说出真相的冲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启动反应抑制。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准确评估听众的反应，如果有必要，我们还需要做到巧妙地调节我们的谎言使之适应我们原来的故事情节。从道德维度上来讲，我们需要有意识考虑到是否违反了社会规范。所有这些决定和自我控制意味着说谎是由前额叶皮层来管理的。这块区域位于大脑的前部，主要负责执行控制，其中包括规划和调节情绪和行为等过程。

谎言背后的原理

脑成像研究表明，比起说实话，说谎需要更多涉及前额叶皮层的努力。2001 年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当时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肖恩·斯彭斯 (Sean Spence) （已故） 用了一种较为基础的实验装置来验证这种想法。实验参与者被要求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脑扫描下，通过按钮是或否来回答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根据问题字体颜色的变化，被试要么需要说实话，要么需要撒谎（ 研究人员从早期的采访中知道了正确答案）。结果显示，在需要说谎时，被试很明显需要更多时间来回答。而且与此同时，他们的前额叶皮层在他们撒谎时表现得更为活跃（也就是说，这个区域有更多血液流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说谎时，大脑负责执行的部分变得活跃起来。后续的研究也证实了前额叶皮质在说谎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然而，仅仅指出一块活跃的特殊大脑区域根本无法告诉我们谎言本身是什么。而且这种早期的实验情况也并不真实，它与现实生活中的谎言并没有太多共同点：这些被试可能根本就不在乎是否对自己吃了什么早餐而撒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 2009 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进行了一项十分巧妙的实验：给被试者不诚实的表现加上了金钱上的诱因。当被试者躺在 fMRI 扫描下，他们被要求预测计算机生成的抛硬币的结果。如果这些被试输入正确的答案，他们可以获得最高 7 美元的奖励，反之，他们会被罚钱。在前一半的实验中，他们必须在硬币被抛之前给出预测结果。而在另一半实验过程中，被试可以在投完硬币看到结果后再回答他们之前的预测的是否正确，即使被试做了弊，他们也可以得到奖励，但不是所有被试都利用了这种情况。格林可以通过观察被试的正确率来看他们是否做了弊：诚实的被试的正确率只有一半，而不诚实的被试声称他们的预测正确率超过四分之三（这种正确率太高，几乎是不可能的）。完成这项实验后，一些说谎的被试因为良心上的不安承认了他们作弊的事实。格林问自己，诚实与不诚实的被试之间有什么区别呢？fMRI 数据的分析表明，当诚实被试给出答案时，他们负责自我控制的前额叶皮层部分并没有增加活跃度；相反的，那些作弊的被试负责自我控制的区域变得更加活跃。被试的反应时间的分析报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诚实的被试在即使可以作弊的情况下都没有犹豫地给出了真实的答案，很显然，他们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完全没有考虑过作弊。相反的，不诚实的被试就需要更久的反应时间。最有趣的是，那些作弊的被试前额叶皮层不仅在他们作弊时变得更加活跃，在他们偶尔选择真实答案时，这块区域也很活跃。格林认为，这块区域增强的活跃度可能代表的事人在决定是否应该撒谎时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代表他们一定撒了谎。

除了测试说谎相关的大脑内部活动，德国蒂宾根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哈迈德卡里姆 （Ahmed Karim) 和他的同事还使用了一种名为经颅直流电刺激的技术，从外部影响大脑活动（这种技术是安全无痛的）来研究撒谎。研究人员把两个电极连接在被试的头皮上并准确定位，使得弱电流可以击中选定的大脑区域。为了使这个实验更加真实，研究团队发明了一款角色扮演游戏。被试者假装自己是窃贼，偷偷地闯入无人的房间，从一件夹克衫口袋里的钱包偷了 20 欧元的钞票。在他们偷窃成功后，他们要被审讯。研究人员告知他们，如果他们在审讯过程中能做到他们说的谎不会陷入自我矛盾，并成功骗到审判官时，他们就可以获得这笔钱。研究人员建议被试尽可能诚实地回答一些琐碎的问题  (比如说出夹克衫的颜色)，因为无辜的人可能和窃贼一样会记住这些细节，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们要说谎（比如，说出钱包的颜色）。在被审判之前，电极会被连接在所有被试的头皮上，但仅仅会对一半的被试（“测试”被试组）施加电脉冲，而另一半则为对照组。

大脑刺激可以提高我们的撒谎水平

浅紫色部分为大脑前额叶皮层 | PsyPost

在卡里姆的研究中，电极使得前侧前额叶皮层（anterior prefrontal cortex）被抑制，而这块大脑区域正是负责有关道德和伦理的决定的区域。当这块区域被抑制时，被试的欺骗能力明显提升。“测试”被试组和控制对照组的被试说谎频率大致相同，但很明显，收到电极脉冲的被试的说谎能力更强；他们的谎言与真相的混合物使得他们更难被发现他们在说谎，而且他们的反应速度明显更快。研究人员排除了大脑刺激可能可以普遍地提高实验参与者的认知效率的可能性，因为在其他复杂的注意力测试中，“测试”被试组并没有比对照组表现得更好。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卡里姆团队的研究专门提高了被试的撒谎能力。对于这个发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电流脉冲暂时影响了前额叶皮层的运作，被试使用更少的认知资源来评估伦理道德，使得他们可以更加专注于说谎。接下来两个后续研究用不同的设备作用于不同的大脑部位，也都证实了人的说谎能力可以被电极所影响。电极刺激是否能用于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世界，我们暂时还无从得知，毕竟现实中还没有开发出这种设备来测试这种可能性。

测谎仪所面临的挑战

测谎机讽刺漫画 | antipolygraph.org

测谎仪已经被使用了数十年。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人类无法很好地辨别谎言。2003 年， DePaulo 及其同事在总结了 120 项有关行为的研究后，得出的和说谎有关的特征是：说谎者通常会看起来更加紧张，他们的故事缺乏生动性，而且他们会遗漏很多诚实者不会遗漏的不寻常的细节。说谎者也更少地纠正自己；换句话来说，他们故事往往过于流畅。然而，这些特征并不足以作为证据来最终确定一个人是否说谎，它们最多可以被当成一些线索。

在另一项分析中， DePaulo 和她的一位合作者发现，人们只能在 54% 的时间里辨别真相和谎言。即使是那些经常遇到说谎者的人，比如警察、法官或心理学家，也很难识别谎言。测谎仪通过测量各种生物体征（如皮肤电导和脉搏），通常在这一点上比人做的更好。奥地利格拉兹大学的格式塔心理学 Vittorio Benussi 在 20 世纪 10 年代早期提出了一种基于呼吸的测谎仪原型，从那时起，测谎仪就得到了改进。即便如此，是否应该使用测谎仪依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 1954 年，西德联邦法院的司法部门就禁止在刑事审判中使用测谎仪，理由是这种“洞察被告人灵魂”会破坏被告人的决策和行为自由。在今天看来，这种理由似乎看起来有些过于夸张，即使最新的测谎仪也无法达到这一点。最近对测谎仪的批判则大多数是在它的不可靠性上。

有些国家的法院确实接受将测谎仪的测试结果作为一项证据。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 的案例中，就利用了测谎仪。乔治·齐默尔曼是一名社区观察志愿者，他在 2012 年以自卫为理由射杀了一名黑人少年特拉韦恩·马丁而闻名。齐默尔曼的无罪释放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各种种族主义的辩论。警方在审讯过程中用了一种特定的测谎仪，通过分析计算机语音压力来测试说谎与否。这项分析后来被用于证明被告的无辜，但该方法引来了很多严厉的学术批评。

目前大量实验正在研究脑成像技术如 fMRI 对探测谎言的可能性。大多数实验重点考虑前额叶皮层的不同激活模式以响应真相和谎言。在美国，很多公司正在推销 fMRI 测谎仪。它们声称这种测谎仪可以用在保险公司，政府机构或者其他地方。它们甚至还声称这种测谎仪可以帮助提供有关“降低约会中的风险”，“人际关系的信用问题”以及其他关于“性，权利和金钱”等主题的信息。然而 fMRI 的方法仍然存在很多缺陷。首先，计算一个群体的平均结果面对真相和谎言的反应时并不能用于每一个人身上。此外，研究人员尚未找到当我们说出真相时，有哪块大脑区域会变得活跃？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个人是否撒谎来辨别他诚实与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从格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只能表明一个人正在考虑撒谎还是说出真相，并不代表他一定撒了谎。这种模糊性使得我们很难用 fMRI 来辨别一个人是否在撒谎。目前为止，法院已经拒绝用 fMRI 谎言探测仪作为证据，该方法的功效尚未得到证实。

原文链接：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he-art-of-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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